01.薛定谔的猫
“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。”最近，代理一起合伙合同纠纷案的被告，接到法官可能将要判决被告承担20万元违约金的电话后，我态度诚恳，想和他讨论一下，可能这样判的理由，结果电话那边斩钉截铁说，你是律师，你知道规矩，一切见判决书。
法官说的所谓的“规矩”，就是指判决书出来之前，有关案情和判决出炉的过程，都是审判秘密，任何人不得泄露。既然是秘密，就不得为外人所知。在判决结果出来之前，充满不确定性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我们讨厌不确定性，律师也不例外，客户更是追着问，“聂律师，您觉得，我这个案子胜诉率有多高”？
执业至今，每年都要收到不少判决书，但这些判决书到底是如何出来的，我没做过法官，对此一无所知。除了那些输赢特别明显的案子外，你完全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判决书。可能，你觉得蛮有把握的案子，却输了；还有可能，你觉得毫无希望的案子，却莫名其妙赢了。
这有点像时下流行的猜盲盒，消费者抽到什么，完全凭运气。但我更愿意将其比喻成薛定谔的猫。在那封装有裁判书的EMS邮件拆开之前，案子既是胜诉也是败诉的；只有邮件拆开之后，你才知道那只猫到底是死，还是活。
有人试图在装猫的盒子上打洞，以窥探猫的生死；还有人设想，将装猫的盒子 变成透明的，答案不就揭晓了吗？但这在法律的世界里行不通，一来你不可能将法官的脑袋钻个洞，研究他的裁判思维到底是怎样的；二来你也不能要求法官在公开判决书之前公开他的裁判过程，这是让法官知法犯法。
那我们有没有可能，在合法且公开的前提下，知悉法官们的裁判思维和裁判过程，从而预判这只猫的生死（案子的输赢）呢？
裁判文书是法官们裁判思维的结晶，通过研究裁判文书，归纳总结法官们的裁判思维和裁判过程，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径。
有律师前辈就做了这样的尝试，特别是尝试通过对最高院公开的大量裁判文书进行分析、提炼，对最高院的法官们的裁判思维进行归纳和总结。
那么，这位律师前辈得出的结论又是什么呢？
02.《法官如何裁判》
1个多月前，我收到大成深圳分所朱兰春博士邮寄的新书《法官如何裁判》（第2版），手捧这本72.9万字的大部头专著，深深为其毅力、视野和学识折服。
从2003年以来，朱博士长期观察、研究最高院的法官群体及其裁判文书，从近万份裁判文书中分析、提炼和总结最高院法官们的裁判思维，并将其外化形成文字，最终形成这本通篇五号字体的大部砖头书。
在这本书中，你能看到他带着批判的眼光批判一切，“最高法院在法理的自我论证和优势论证方面，做的还远远不够。在案件一锤定音的背后，相较于法律逻辑和法理论证，审理级别本身似乎占用更大的权重”。
对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股东资格解除权被架空的情形，他借用最高院负责人的讲话批评最高院，“显然，最高法院不仅存在书生办案的现象，还存在着书生起草司法解释的现象……即便贵为最高法院，在法律水准和法律理解方面，依然存在着向上提升的巨大空间”。
当然，除了批评，对于最高院的法官们在裁判文书中体现出的亮点，他也不吝溢美之词。
在被称为宪法司法第一案的齐某苓姓名权、受教育权被侵害案中，他认为“看似被动的最高法院，有时不仅保守，而且还可能会很激进”。
再比如，在关于物权确认及变动规则的司法解释中，最高院“对于理论界的种种潮流，有清醒的认识，有自我判断，不盲目跟风……看似中庸的做法既有担当，也有坚守，非常值得称道……”
再比如，在知识产权案件中，最高院出乎意料地将“信赖利益”也作为一种民事权益予以保护，“足见审判思维十分前沿、新颖，令人叹为观止”。
还比如，最高院的法官们在裁判文书划分双方责任时，“在中立裁判的理念下，很难看到一边倒，选边站的情形，其法理的分析有时甚至富有艺术韵味”。
甚至，在这本书中，你还能看到关于最高院的一则“八卦”：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，最高法院也曾在民事诉讼中当过被告，并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令败诉。
最终，在对最高院既褒又贬的过程中，他发现最高院的法官们的裁判思维，体现出这样一种规律：界定民事主体开放中有规范，判断法律行为宽松中有反复，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，划分民事责任承担中有平衡。
这一种规律的总结，来自于他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，以及自己代理最高院案件的亲身实践。
通过对最高院公开的近万件裁判文书文本的研读，分析提炼最高院法官们的裁判思维，本来就是一种逆向的推测，为了让自己的这种推测更加准确和真实，作者还大量阅读了最高院法官们自己的著述、公开讲话等，并尽力做到书中每一句评论，皆有原始材料支撑。
因此，在本书的注释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大量的“参见”、“即是明证”、“相互印证”等字眼。
在“参考文献”部分，作者更是列出其在书中引用的专业报刊、书籍（包括审判资料、史哲著作、法学著作）等，共计306种之多。其阅读之广博，写作之缜密，令人钦佩不已。
03.没有谁能掌握终极真理
不同于市面常见的各种“裁判规则”的简单汇编，《法官如何裁判》一书是对最高院各种裁判规则的再归类和再研究。
行文中，你看到的是大量的案例和大量的规则，但这些案例和规则，又被分门别类，分别安排在主体、行为、权利和责任四大要素之下，总体展现的是最高院法官们的裁判思维及其过程。
主体、行为、权利和责任的四元结构，正是朱博士自信借以“统领最高院全部民事判决的主线索，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”。
尽管掌握了“主线索”和“主钥匙”，但是，当出现最高法院的二审判决乃至再审判决，在否定了高级法院的一审判决之后，其自身却又被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再度推翻的案例时，他又不得不承认，“审判思维的不确定性，以及由此导致的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，几乎是无法完全克服的司法现象”。
对于案件的结果，“法官自己乃至该级法院甚至审判委员会本身也不见得就测得准……包括最高法院在内，没有谁能掌握终极真理”。
既然这样，那是不是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呢，就地躺平呢？
当然不是。他认为，在法律领域里，真理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，而是一个丰富的谱系。作为司法进程的参与者，我们只能加诸各种可能的衡平法码，将钟摆的幅度尽可能降到最低，“或许，这就是审判思维的秘密，也是民商诉讼的魅力”。
